2024年不应该有人死于梅毒。这是伊丽莎白·格拉泽(Elizabeth Glaser)的信条，她是印第安人健康服务中心(Indian health Service)的一名公共卫生护士，她在纳瓦霍族(Navajo Nation)开车数千英里寻找感染这种病毒的社区成员。一旦发现，格拉泽博士就会在人们的家里、房车里，甚至在她的汽车后座上，给他们注射青霉素作为治疗。
然而，尽管格拉泽博士等人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有廉价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梅毒病例仍在急剧增加。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导致毁灭性的神经系统后果，如失明、耳聋、疯狂和死亡。虽然其他可报告的性传播感染在大流行期间有所下降或持平，但2022年报告的梅毒病例超过20.7万例，比2018年增加了80%，是1950年以来报告的最高数字。
在这一趋势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先天性梅毒的上升。2022年报告的病例超过3700例，是艾滋病危机最严重时期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病例数的两倍多。近300名受感染的婴儿死产或在出生后第一年死亡。
我们是怎么陷入这种境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摆脱困境?对于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人群(孕妇、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答案各不相同。为了解决先天梅毒，我们必须摆脱社会对性传播感染的不安，并投资于行之有效的控制策略:公众教育、检测、治疗和接触者追踪。对于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来说，如果我们想要战胜这种狡猾的疾病，我们就需要采用新的预防干预措施。
梅毒通常被称为“伟大的假面战者”:无痛的生殖器溃疡或手脚上的皮疹是教科书上的症状，但眼睛充血、舌头上出现白斑或脱发也可能是症状。它可以看起来像任何东西，但通常看起来什么都不像，可以潜伏几十年而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先天性梅毒的激增并不是因为这种感染有很多伪装;这是因为我们的卫生系统和安全网络的失败。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2022年，十分之九的先天性梅毒病例是可以预防的;缺乏产前检查和及时治疗是最常见的罪魁祸首，与贫困、无家可归、滥用药物和监禁等社会弊病交织在一起。由于系统性的不平等，土著、太平洋岛民和黑人社区受到的打击最大;2022年，每155名美洲原住民新生儿中就有1人感染先天性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