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国家一直被我们称之为英国人的三个基本真理所定义:第一，我们对自由、宽容和法治的热爱;第二，我们追求公平的本能;第三，作为一个岛国和贸易国，我们致力于与世界接触。
虽然在一场激烈的选举中，很难看到关于税收、支出和移民的主张和反主张之外的东西，但我很清楚，7月4日的利害关系远比日常头条新闻所传达的要大得多。因为，随着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及其支持者的偏见逐渐主导右翼思想并毒害全国辩论，我们必须为这三种定义英国的价值观而战，而我相信，法拉奇和他的同道们拒绝接受这三种价值观。
通过迎合法拉奇，保守党已经屈服于极右议程。虽然法拉奇迟来才承认了一些改革派候选人的种族主义观点，但他拒绝驱逐Bexhill和Battle的旗手伊恩·格里宾(Ian Gribbin)。格里宾曾表示，如果我们“接受希特勒的中立提议”，英国会变得更好。格里宾后来表示:“我为这些旧言论道歉，并毫无保留地收回这些言论”，但他的言论已经被工党官方的回应放大了，该党回应称，他“从历史角度看待英国在30年代本可以做些什么……可能是真的”。法拉奇和他的朋友们正在书写一部全新的、完全不准确的英国历史。过去几周，我们看到右翼向强硬右翼投降，他们将英国划分为“内派”和“外派”。
首先是公平的概念。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说的“正派”，总是以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为基础。正如每一项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长期陷入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只是追求自我的个体，在花园大门之外对彼此没有义务。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人们广泛支持公平地集中和分享我们的资源，以支付我们的国家医疗服务，而法拉奇现在实际上想要将其私有化。
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自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以来一直存在的共识——通过一个独特的英国福利国家，我们将共同防止匮乏、疾病、懒惰、无知和肮脏这“五害”——正被保守党的报复心撕裂。不管家庭需要什么，都给福利支付设定上限;不管房东收费多少，都给租金支付设定上限;拒绝任何新生的第三个孩子享受福利的权利，保守党政府已经切断了我们需要养活的嘴巴和我们生活所需的基本支持之间的联系。人们一度普遍认为，“社会保障”的存在是为了消除贫困带来的耻辱，但现在，食品银行，而不是福利国家，正在成为我们的国家安全网，人们被迫依赖慈善机构，而不是普遍信贷，作为抵御贫困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从未见过穷人受到如此的羞辱和侮辱。
第二，我们一直坚持，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普及基本公民自由和法治的重要性。我和其他许多英国领导人都曾盛赞连接1215年《大宪章》、1689年《人权法案》、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和1998年《人权法案》的“金线”。然而，从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史无前例地让议会休会以避免审查，以及他对行使宪法职能的法官的诋毁，到对丘吉尔及其同事创建的法律文书——《欧洲人权公约》(ECHR)——的攻击，他的继任者如今已经系统性地破坏了法治。事实上，法律与秩序党现在正在考虑放弃《欧洲人权公约》——就连意大利极右翼总理乔治娅·梅洛尼也没有打算这么做。
这些行动遵循了向政府律师发出的部长命令，要求他们继续起草无视国际法律公约的立法，并使英国与匈牙利和土耳其等“非自由民主国家”结盟。保守党再执政五年，英国就有可能成为真正民主世界的异类。正如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所说，一个忠于我们价值观的英国永远不应该发现自己是国际上的“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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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英国人从来没有把英吉利海峡视为阻隔我们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护城河，而是一条通往世界的高速公路，使我们成为一个商人、商人冒险家、传教士和外交官云集的国家。极右翼想要宣称，当我们置身事外、置身事外时，英国做得最好。他们拒绝与外界发生所谓的“纠葛”，理由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总是会损害国家主权。如果离开更多的欧洲机构，比如欧洲人权法院，我们就会承认，我们再也不能成为欧洲的领导者了。这种想法是基于一种错觉，认为关上合作的大门，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大。但是，当英国对外开放时，它是最好的——就像它在上个世纪领导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一样，就像它在大卫·拉米(David Lammy)所阐述的国际主义下可能再次出现的那样。
我们面临着一个比增加或减少税收、增加或减少支出或增加或减少移民更根本的选择。选择实际上是关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次大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拒绝法拉奇版本的英国，找回我们真正的国家，并表明，伟大来自于挺立捍卫我们的原则。展示伟大来自于挺起胸膛，共同捍卫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事实上，7月4日不仅仅是我们脱离保守党统治的独立日，也是回归使我们成为英国人的价值观的日子。在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今天的选择比十年前更为重要。
使悲观变为乐观的是我坚信，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传统上坚持的那种价值观可以激励新一代年轻人。工党政府可以加强跨境合作，解决从污染到流行病、从贫困到移民、从金融不稳定到国际恐怖主义等国际危机，而不是我们在法国看到的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
因此，这次选举关乎我们是屈服于悲观主义，还是拥抱希望。在这次选举中，我们可以加剧人们的绝望，也可以给人们希望。我选择希望。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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